5月12日

农展馆南里10号

农展馆南里10号
by杨葵|from读库　　
　　
二十岁到三十五岁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轻时光，献给这座楼了。

北京东三环，长虹桥东北角，原来也有“双子座大厦”——两座楼比肩而立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四四方方规规矩矩。楼高十六层，搁现在当然不起眼，在当时，傲视马路对面团结湖小区一片矮楼，“大厦”之谓当之无愧。
两座楼分属不同单位。东边的是通广大厦，全称应该是通讯广播电子之类；西边的是中国文联大楼，门牌号是“农展馆南里10号”。俩楼盖好的时候，还没有长虹桥。修桥那阵儿，社会猛一下发展到贫富分化的阶段，通讯广播显然比文学艺术更适应这个时代，所以通广大厦借着修桥的乱哄哄，把自个儿从里到外捯饬了一番，立时焕然一新；文联没有财力和人家步调一致，只好眼睁睁看着别人奔小康，自己一副破败相忝陪末座。
这楼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资所建，根据投入大小分配，作协占三层，分别是：四层作家出版社，五层诗刊社、人民文学杂志社，六层文艺报社。余下十三层，一层为大厅，二层为大楼管理处，三、七、八层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（现已改名中国文联出版社），其余各层，每层是文联下属的一个协会，比如舞蹈家协会、音乐家协会、曲艺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等等。作协和文联的总部机关并不在此，这楼里的，都是它们下辖的二级单位。
我头一次走进这座大楼，是1988年初秋的一天，具体日子已不可考。那会儿这座大楼刚刚建成启用不久。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四，学分已在前三年修满，又因一篇论文得奖，得到免写毕业论文的优待，所以每天晃晃悠悠，无所事事。《文艺报》记者晓蓉找到我，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一本刊物，叫《四海》，想外聘一个年轻的编辑，问我有没有兴趣。《四海》杂志有个啰嗦的副标题，叫“港、澳、台及海外华文文学”，我对这主题兴趣不大，但还是答应了，因为我对编辑、出版有兴趣。
头天上班阳光很好，大早晨的，楼门口“中国文联”四个镏金大字分外耀眼。章草字体，题写者未署名，不过楼里人都知道，是酷爱书法、摄影的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。那会儿我还不知道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今后漫长的十五年，除去法定节假日，我几乎每天会从这几个镏金大字底下走过。先是在大楼的三层《四海》杂志做外聘编辑，一年后，又成了位于四层的作家出版社的正式员工，直至2003年辞职离去。
“非典”那年，疫情尚未明朗时，大楼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少，去上班也以聊天为主，不怎么干活儿。有一天，一个同事不知从哪儿得来一张视力测验表，大家纷纷上前一试。结果无一幸免，一律近视。于是纷纷感慨，进这楼时视力还好好的呢，这些年下来，眼睛废喽。我当时心想，岂止简单的一个视力，是整个青春嘛。具体到我，就是20岁到35岁，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轻时光，献给这座楼了。
都说岁数越大，越觉得时间过得快。我对这话有切身体会，就从离开文联大楼以后开始。直至现在，偶尔路过，还老下意识地要往里拐，其实倏忽四年光阴流过，它已与我彻底无关。闲来无事的时候，喝着茶，那楼里的一些旧人旧事会慢悠悠地浮现眼前，像电影里的高速镜头。
　　　　　　
一
尊老爱幼，先从老一代聊起吧。
我曾多次提倡一个说法，叫“六八一代”，说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——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八十年代上大学。因为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原因，这代人身上有诸多明显特征，在社会活动中很容易被标识。最凸显的一点，是过渡特色。历史虽然把我们这代人嵌在一个人肉梯子的位置，不上不下的好难受；但是，短处反过来就是长处，因为承前启后，我们得以见多识广，经历独特。
比如我上学的时候，陆宗达、黄药眠、钟敬文等一批资深老教授还在给我们本科生上大课；之后的师弟师妹们就没这个好运了，别说上课，能在校园里见这些宗师一眼都难。我到文联大楼时的情形与此类似，一些老同志都还健在，比如龙世辉先生。
1989年7月我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，龙世辉刚刚从副总编辑的岗位上离休，但被返聘，仍在终审部分长篇小说稿件。老龙看稿严，审过的稿件常常满篇红。谁要有意见，他会立即痛说自己的革命家史。几十年前，老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，改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，本来稿子是白纸黑字，经老龙改完，排版工人急了，说是基本找不到什么黑字，失了下手处。也就是说，老龙几乎重新写了一遍。
我头次听这段子后跟他开玩笑，我说老龙，那以后此书再版，要写龙世辉著。老龙听了怒训我一顿，大意是说，编辑就是编辑，作者就是作者，两回事儿，当编辑的永远不要惦记着出那种名，改稿子帮别人出名是分内之事，活该，要不就甭干这行。
老龙有老年人最明显的一条特点，就是絮叨，说过的话经常不记得，绕回来再说一遍。他这段革命家史，我至少听过两遍，不过并不烦，甚至第二次听了，还成心逗他要在《林海雪原》上署名，他就又训一顿。我愿意重复挨训，一方面是顽劣之气未消，逗他玩，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些话，对一个初进编辑行当的学徒来说，意义非凡。
老龙话密，喜欢各屋串门，一屁股坐下随便扯个头儿就开聊。当然喽，这种场景，也是编辑部最最家常的一幕。老龙的神聊非常抓人，经常正聊到兴处，该去食堂了，大家不愿中断，就撺掇老龙请客。老龙资格老，工资又高，最关键是人爽快，从不推辞。
老龙聊天看人下菜碟儿，人杂的时候话头儿比较规矩，如果都是年轻小伙在场，老龙会偶尔坦白点自己年轻时的风流艳遇。那些艳遇大多发于情，止于淫，结局常叫我们新一代青年摇头扼腕；老龙却是一脸陶醉，因为在他看来，那些故事已经艳丽死了。
湘人一向多情种，老龙是湖南人。
老龙听说我二十四岁就结了婚，颇有微辞，说你耽误了多少事啊，傻不傻啊你。我说我没你长得帅啊，我倒想不耽误呢，可不耽误也没有风流事砸到我头上嘛。老龙听了这话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，马上几百字脱口而出，委婉地表达了对我这结论的赞成。
老龙抽烟非常凶，后来死于肺癌。他临终前几天，我去协和医院的病房看过他。也就俩月不见吧，瘦成一截儿干黄瓜似的。想想老龙原本那么高大魁梧——他早年习武，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呢——顿生人生无常之感。
老龙的追悼会上，家属忙前忙后，向前来吊唁的人分发赶印出来的一本书，《龙世辉寓言集》，小三十二开，不足百页。这是老龙一辈子唯一的正式出版的著作。老龙一辈子改过上亿字的稿件，经他手出版的很多小说，在当代文学史上光芒夺目，恕我不一一列举，因为我更看重的，倒是老龙这仅留人世的几万字。
　　　　
二
老龙退休后，接替他主管的小说出版的副总编辑叫章仲锷。
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编辑，业务上没出太大纰漏，全亏逢上了两个好老师。章老师便是其中之一。
在《四海》杂志打杂了大半年，我该毕业分配了。承蒙文联出版公司的领导邢富沅看中，允我可以正式调入文联社。我婉拒了他的好意，原因是文联社摊子大，好几百号人，子弟又多，人际关系复杂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不称心。我跟老刑说：我想去楼上作家社试试。
我也是作协子弟，所以很容易托人找到了从维熙，他是当时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。老从听说我想进作家社，让我去楼道的另一头找章仲锷，“他肯要，你就能来。”说完这话，老从还笑眯眯找补了一句：他可是严师，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。
我早知道章老师的大名，是个有名的大编辑，柯云路、王朔等等，都是通过章老和读者见的面。
忐忑不安地进了章老师狭小的办公室，说明来意后，以为他要怎么考我呢，不想他一番客套之后，跟我聊了足足俩小时的乒乓球、足球。聊得我完全忘了干什么来的时候，他突然从桌角拿过一部书稿，说你回家读读吧，写份审稿意见。还记得那是程树榛的一部长篇新作。当时程还在黑龙江工作，几年后也调来文联大楼，在五层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做主编。
在后来长期的亲密交往中，越来越体会到章老师的工作方法，确以声东击西、不落窠臼见长。听他谈稿子论文学，东一句西一句，天马行空。仔细听来却是重点全在，脉络清晰。听着跳跃性强吧，其实句句击中要害，没几十年的编辑实践修行，这种性情的风格还真没资格效仿。
人的性格体现在方方面面，章老师工作风格如此，日常生活中也性情得一塌糊涂。穿得老是皱巴巴的，有点邋遢，运动衣为主，几乎没见他穿过什么好衣服。有一次出版社设宴招待台湾女作家琼瑶，章老师突然穿了一身西装出席，当场惊呆好几位。琼瑶一旁看着大伙都在鬼笑，急忙检点自己的穿着打扮，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洋相。
章老师身上永远只揣五毛钱，多一分都没有。有一次他骑车下班回家，因为大脑开小差闯了红灯，被警察抓住，罚款一元。章老师从兜里拿出那五毛钱说：就这些，想要罚齐了，只能明儿再给您带来。
章老师不爱笑，老是冷着面孔似的，其实全怪他的长相——面相苦，脸上褶子又多，干巴巴的，戴眼镜，标准的老编辑长相，开怀大笑的时候，也像在苦笑。有一次我向他坦诚这一发现，他给我讲了个关于面相的故事：
一次王朔去章老师家玩，赶巧碰上另一个长得月黑风高、颇有几分匪气的作家也在座，仨人聊天喝酒。隔不一会儿，另一个当红作家驾到，加碗加筷。吃是吃上了，可忘了互相介绍，几杯酒下肚，最后来的那位开始臧否文坛人物，其间指着匪气作家说道：看王朔那厮的文字，必定长成这位仁兄这样，一脸坏样。章老师哦了一声成心问他：那你觉得那谁谁谁呢？报的正是那位匪气作家的大名。那人一指王朔答道：那么清秀的文字，人也必如这位仁兄一般白净清秀。
章老师当场开怀苦笑。
1989年下半年，延安时代既已成名的老作家曾克老太太带着工作组进驻作家出版社，原社委会集体免职待分配，章老师亦在其列。好在没隔多久，他又走马上任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的副总编辑，我们还是常来常往。不过，经这一番折腾，章老师变得有些沉默。有一天他突然招我去家里吃饭喝酒。那天他在酒桌上说：老啦，该退休啦，赶明儿退下来没事儿干，我给你当校对吧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弄的那些书，错儿忒多了。唉，一辈子就会看个稿，也就爱看个稿，真让我干别的还真不会。
其实我看过章老师化各种名家写的一些小文章，文笔极好，可他对此全无兴趣。
　　　　
三
从维熙和王蒙、邓友梅、刘绍棠四个人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坛，被并称为四才子。当然，这是风光的时候，挨批判时，“才子”的称呼被替换成了“黑天鹅”。
老从祖籍河北，身上真有燕赵之士的雄风，性格刚强泼辣，说话办事果断，在作家出版社威信极高。有些员工敬畏得甚至过了头。有一次老从喊我去他办公室，本以为有什么吩咐呢，原来只是一时兴起唠了几句家常。从社长室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，邻座一个姓白的编辑问我：老从叫你干吗？我答随便唠了两句。小白自言自语道：我来出版社两年了，他还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呢。我说他不找你你找他说嘛。小白说：不敢嘛。
老从因为性格刚强吃过亏。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《金瓶梅故事》，尽管书名中有这么扎眼的字，但一来与全书内容确实相符，二来全书内容绝对健康，所以，当书出之后有关部门却下令禁售封存时，老从不干了。老从召集了很多文学界、文化界的名人，其中不乏全国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，开了个研讨会。研讨结果当然说是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，老从将这结果报呈出版署，旨在申诉。可最终这本书还是未许公开发行，老从却因前述种种“过激”举动挨了批评。
老从当时还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，在机关和出版社各有办公室，坐着那辆香槟色“马自达”两头跑。常常见他前脚一进文联大楼四层，后脚就有总编室人通知开会。可能是几个小时的大会，也可能只是十来分钟的小会。老从直脾气，有事不隔夜。
有一次开会他说：今天本来不打算开会的，可刚才一进电梯，开电梯那小姑娘跟我说：你们出版社干脆改名叫琼瑶出版社得了，因为你们尽出琼瑶书。老从说完，让大家反思，选题范围为何狭窄至这般田地。一番话五分钟说完，散会。
老从一开会，有个习惯动作，玩打火机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兜里总装着一堆形状材质各异的打火机，会议桌边一坐稳，必定逐个掏出，于手中把玩。当然也会派上实用，他也是个大烟鬼。
说到抽烟，又想起一桩旧事。一次我在老从家聊天，聊的时间有点长，我俩又都是烟鬼，他家的藏烟也少了点，愣被抽得一支不剩，便一同下楼去买。
烟店前一堆人正吵架，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。我因牢记鲁迅教导，坚决不当“帮闲”，所以避之唯恐不及。不想老从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头扎进人堆。我当时一惊。
老从看出我的表情不自然，撇嘴一笑道：想起鲁迅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还就爱看人吵架，这一点不丢人。不过要会看，会看就能看出好多意思来。跟念书一样，会念，才能念到字面后的意思，不会念你就不是在念书，而只是在念一些词汇。
老从这番教诲，我受益至今。生活中好多事都是这样，明明觉得不好玩、不耐烦，明明是虚妄一场，可又老是忍不住凑个热闹、评评道理。事一关己，还会兴奋，甚至雀跃。这个说起来都是人的本能，不必奇怪也不必自责。关键怎么上一个层次说话。依我看，不过就是老从说的那个“会”字。会吵会看，就能吵出意思看出意思。会生活的人，即便无聊透顶的生活，也能过得有滋有味。
　　　　
四
写新时期文学史，有一套书肯定绕不开，就是作家出版社的“文学新星丛书”。丛书的宗旨是扶植新人，所以编选原则是要出文坛新星们的第一本书。从1986年开始，每年出五本左右。第一辑阵容如下：阿城的《棋王》、王兆军的《蝌蚪与龙》、莫言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、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、何立伟的《小城故事》。之后数年中，残雪、格非、余华、马原、张平、查建英等人，纷纷在这套丛书中亮相，渐为世人所识。
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，就是我在编辑业务上的另一个老师石湾。他曾跟我回忆当初找到莫言，说要出书，莫言万分惊讶，说我都能出书了么？
石湾是笔名，本名叫严儒铨。大楼里很多这样的人，以笔名行世，本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。比如著名编辑懿翎（代表作是红极一时的倪萍的《日子》），本名叫张红；后来调到接力出版社做总编辑的出版业大腕白冰，本名叫白玉琢。
石湾老师是我的同乡，江苏人。他最早到作协，在《新观察》杂志工作，我父亲曾经是他的老领导。有了这个渊源，我一进出版社，他就对我格外照顾。不过当时我在小说编辑室，他分管的却是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那方天地，所以我虽是心向往之，却无缘近受教诲。
后来终于有了机会。1992年底，作家社拿到了一个刊号，准备出版《作家文摘》周报。石湾主动请命，组班子筹备。当时正逢报界那场著名的周末版大战，各类小报如雨后春笋，都要赶在新年初遍地开花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。业内同行和社内同事，都对尚未诞生的《作家文摘》不抱指望，社里开大会讨论到这项内容，众口一词都在推测，一年要赔多少钱进去。石湾老师不畏人言，顶着众说纷纭，踏下心，憋股劲，起早贪黑干上了。我有幸被石湾挑中，作为报社唯一的编辑，参与筹备。
石湾老师、主任、财务、印制加上我，五个人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，开办费五万元，石湾带着我们逆风飞扬。那是我在文联大楼十几年中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骑五十分钟的车到文联大楼，晚上常常九点才能离开办公室。也奇怪了，一点不觉得累。想来原因有二，一是石湾来得比我们还早，走得比我们还晚，我要再抱怨，真说不过去；二是发现跟着石湾，真能学到好多东西，我几乎是贪婪地从他身上掘取财富，一天都不想落下。
《作家文摘》一上市即博得满堂彩，出到第五期，销售量已有二十五万。一切闲言碎语，一切质疑讽刺，全都不攻自破。那段时间石湾老师心情不错，经常听他开怀大笑，笑声响彻楼道。
石湾老师身上有很多老派文人的优点，珍惜时间，讲求效率，编辑写作两不误，报刊上经常能读到他的大作。文如其人，他文章写得严谨而老派，穿着打扮上亦是如此，永远西服笔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看着就干净利落。他的办公桌永远纤尘不染，井井有条，在整个杂乱无章的文联大楼里，像个异数。
石湾老师对自己的形象也确实在意，有一阵儿他得了腮腺炎，脸肿得挺大，上班来就低着头走路，不愿让人看到他形象不好的样子。很多人说他长得极像赵忠祥，他后来居然就把自己一本新书命名为《人说我像赵忠祥》。
　　　　　
五　　 　
再来写写年轻人吧。
文联大楼里，年龄结构老化。白发苍苍者多，生龙活虎者太少了。以我为个例来看，就很说明问题。我二十岁到作家社，三十岁过了，在社里还是岁数最小。并非在我之后没有补充过新鲜血液，只是补进来的，都比我岁数大。这么说吧，基本上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，在文联大楼里都能算年轻人。
这些年轻人，师兄弟姐妹的关系众多。从作协所占三层楼看，比较集中在几个学校，复旦、北大、北师大之类。比如复旦的毕业生有77级的张胜友、杨德华，79级的潘凯雄，82级的刘福和，84级的刘方；北大有79级的贺绍俊、林金荣、刘卫国，80级的李敬泽，82级的章小龙，86级的张亚丽，等等。除此以外，还有武汉大学的张水舟，南大的唐晓渡、王元，北师大的蒋原伦、潘婧，人大的王炘，广院的应红、冯秋子，中戏的杜家福，厦大的张陵，民族大学的那耘，中央工艺美院的曹全弘、张晓光等等。经常听到同事之间还互称老班长、老支书之类，对校园一往情深的人，听了备感亲切。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《文艺报》由刊改报，大规模接收了一批应届毕业生，作协一时好像年轻了很多。这批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，逐一受到重用，没过几年，悉数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。
我在《四海》打杂那几个月，杂志社都是女同志，一到中午喜欢搭椅子睡午觉，我不便打扰，就老往六层文艺报社跑。那时的文艺报社，年轻人扎堆，气氛活跃。而且，因为年轻人比较集中，所以也最成气候最抱团，互相之间如同兄弟姐妹。每天中午男男女女聚在财务那屋，痛聊文学艺术、世间万象，真知灼见时常此起彼伏。都是会写文章的人，很可能没两天之后的某大报刊上，就有一篇雄文出现。我在那里像个学生，听着师兄师姐们暴侃，长了不少学问。
说到写文章，当时最勤奋，写得也最优秀的是潘凯雄、贺绍俊这对搭档。《文艺报》早年间就有一对黄金搭档评论家唐因、唐达成，到了新时期，潘贺二人的搭档，从文章数量和质量上，都大有赶超前辈的态势。还记得我当年喜欢做个游戏，就是每当看到这俩联合署名的文章，都要猜一下谁执的笔，几次与本人核实都对。我的诀窍是看文气，文气紧一些、态度温良恭俭让一些的，一定出自贺绍俊手；潘凯雄在文气上要放松一些，态度也容易激烈些。文如其人这句老话，在他俩这里再次得到验证。
有时候一边打牌一边痛聊，不是麻将，没那么邪乎，就是扑克牌打升级。主要参战者有贺绍俊、潘凯雄、应红、阎荷、朱晖、蒋原伦、张陵等人。那么简单乏味的游戏，因为参战者有情趣，也打得热火朝天。还记得有一天，双方正打到胶着状态，突然门口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敲门。问他什么事，那位腼腆地说，过两天影协要放我的两个电影，想问问你们愿不愿去看。就又问啦：你谁啊？清秀小伙子说：我叫王朔。
事隔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才反应过来，这就是著名的所谓“王朔年”的序幕。可在当时，王朔尚未大红大紫，在座者对这名字还很陌生，何况当时牌战正酣，人人无暇它顾，只随便说了一句：票搁桌上吧。当时王朔又腼腆地走了。
后来有几年，王朔在三里屯开了个无名酒吧，俗称“王吧”，我不时去玩，每次见到老王都想问问，他当时那腼腆肯定是装的吧，心里不定把这群人骂归哪类傻×了呢。
这一幕之后一年，到了1989年的秋天，牌局变成天天打，一旦开局就没个完，工作全都撂一边不管。而且就是纯打牌，再也不聊什么文学艺术了，长此以往，当然越打越没劲，渐渐地，牌局停了。
再后来，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袭来，牌局的几个主要干将也走上不同的道路。经过多年反复折腾，朱晖最后落脚在光明日报社；贺绍俊先是去了《小说选刊》当主编，后来又到东北一所大学做了教授；潘凯雄现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；应红去了作家出版社；蒋原伦先去了中国土地报社，后来成了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教授；只有张陵还留在《文艺报》，已升职为副总编。至于阎荷，非常不幸的是，在作协每年的例行体检中被查出癌症。去体检时还好好的呢，可直接就被推上手术台，这一去再也没回得了家。最后去世的时候，还不到四十岁吧。
　　
六
六层牌局进行的同时，五层的围棋局也在紧张进行中。《诗刊》编辑部有几个围棋爱好者，年轻人为主，唐晓渡、邹静之是主要干将。老同志们也不甘落后，比如王燕生、周所同等。
他们经常下棋那间屋，正好就在我作家社办公室的楼上，我如果不去六层牌局，经常听到围棋子掉落水磨石地面清脆跳跃的声音。
王燕生脾气特别好，棋力虽弱，可特别爱下。所以谁下输了，会找王燕生再下一局，不为赢，只图杀条大龙解气。话虽这么说，其实在《诗刊》那群年轻人的心里，都拿王燕生当老大哥看待的，很亲。
同在五层的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，几个年轻人看上去相对世故一些，集体活动不怎么见到。书卷气强一些，几次中午去他们那里，看到的是人手一卷书，或者干脆蒙头午休。
有道是蔫人出豹子，平时这么低调的人，一旦有事，动静就小不了。有一年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大闹一场，具体原因记不清了，大致是对当时的领导不满，集体签名什么的，很热闹，惊动了作协党组，以及更上一级部门。结局是我向来佩服的名编辑朱伟愤而离开作家协会。
朱伟作为《人民文学》的骨干编辑，在八十年代编发了一大批名家名作，对这份杂志，乃至对新时期文学功不可没，他的离开，在我看来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之感。好在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，朱伟后来分别主编了三联书店的《爱乐》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两本杂志，因其品质超群，被人誉为办文化类杂志最大的腕儿。
朱伟走后，接替他成为人民文学编辑部顶梁柱的是李敬泽。敬泽不仅是个优秀的文学编辑，更是个优秀的评论家，他的文论作品曾多次获奖。现在的文学作品研讨会，如果敬泽不到场，给人感觉档次都不够。曾经听说文学青年中流传着一句话，说他们这一人群到北京，三件大事——吃烤鸭、登长城、见敬泽。
敬泽平日作风老派，皮鞋永远擦得锃亮，喜欢围围巾，像个五四青年。他是抽卷烟的，但是一定要外套个烟嘴，牙咬着抽。说起话来，尤其是在会议上，声音低沉，书面语多，字斟句酌，真有点宗师气。不了解情况的人，怎么也不相信敬泽竟还那样年轻。
有年夏天，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打瞌睡，突然接到作协秘书处电话，让迅速赶赴红螺寺开会。会议参加者，很多文艺界领导和老同志，主持人是已经离休的作协老领导张锲同志和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同志。敬泽也在座，轮到他发言的时候，他照往常一样，咬着烟嘴，声音低沉地阐述自己的意见。说不两句，会议桌那头张锲同志突然打断他，食指点着他一通颤，说小李啊，你怎么年纪轻轻，这么老气横秋啊，声音洪亮点嘛！有点朝气嘛！顺着张锲的手指方向，我看敬泽，只见他脸上闪过很多无奈。
　　　　
　　七
说到五层的年轻人，我曾观察到两个细节，分别发生在邹静之和李敬泽俩人身上。曾经与他们本人交流，二人均供认不讳——
编辑部的上班，一般都很自由散漫，很多人忙活一上午，到了中午就颠菜了。我向有晚睡晚起的恶习，所以等我正午时分赶到文联大楼时，常会碰到下班的人流向外涌。普通人背着包，从那几个镏金大字下边出来，头都不抬直奔自行车棚，或者径直向院外走去，却有两个例外。
李敬泽出大门，一般会站门口傲然四顾一会儿再下台阶。四顾之际心里琢磨什么不甚明了，问过他，他说站会儿确是常事，傲然倒没有吧。
如果看到一个衣着宽大、衣裳裤子上好多兜儿、手里拎个云南民族风情的手织帆布包、站在大门前茫然四顾的人，一定是邹静之。静之是个性情中人，喜欢玩，交游甚广，四顾茫然的时候，也许在想去哪里打发这个闲闲的下午。
静之很早开始喜欢旧家具。曾经有一天，骑车回家途中，见前边一收旧家具的蹬辆平板车，车上拴着两把明式椅。他紧蹬两步追上，并排骑着唠上了嗑儿。一路无话，骑到静之家门口，小贩把车上两把椅子卸他们家了。
静之更年轻的时候，学过唱歌，美声唱法。有一天我上班他下班，在大楼门口相遇，他兴冲冲地说：老葵，哥们儿昨晚唱到HIGH-C了。
有个著名的段子，说静之半夜在家跟着科莱里哼唱“今夜无人入睡”，唱到动情处，原来的假声变真了，没一会儿，楼下邻居敲门，说：麻烦把您家收音机拧小点儿声成么？
有几年，静之和我们一班朋友经常在一起玩。这班朋友有点事儿事儿的，男的互相之间都叫“xx老”，比如管张三叫三老，管李四叫四老，而管各自的媳妇都叫“老xx”，比如管王红叫老王，管张婷叫老张，等等。有一天，静之突然郁闷地说：合着我一直享受的，只是你们家属的待遇啊。见大家一时没反应过来，静之就捅破了，说你们不一直管我叫老邹嘛。
我们一班朋友还喜欢喝大酒，静之经过北大荒的淘洗，酒量自然不小，不过他不太爱喝，他喜欢和我们一起去买唱片。那会儿朝阳医院街口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，我们每周必定造访，徜徉在几十柜子的CD之间，人人兴奋不已。只是那里卖的，都是纯正的进口原装碟，宝丽金、EMI、SONY等几大唱片公司的品种，挺全的，可几乎每张碟都在百元以上。我们当时每月工资只有四五百，所以在那儿蹿来蹿去，急得打砸抢的心思都有。静之英文不好，看不懂CD封面上的介绍文字，好在他主迷歌剧作品，而这类CD上往往会有歌者的影像，这他见过啊，所以就猜着买。遇着拿不准的，再揪我们过来验证一下。
静之后来凭系列长篇电视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，还有一系列的话剧、电影作品名声大噪，成了影视界最优秀的大编剧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，静之影视作品的处女作，写的是一个电视片的解说词，主题是北京的老街老胡同。我有幸读过那个脚本，诗一样的语言跳跃灵动，如盛夏夜繁星般炫目，别提多美了。也难怪，静之是诗人出身，诗写得本来就好。
静之后来诗写得少了，改写随笔，也写得极好。再后来随笔又写得少了，改写剧本，同样又写成金牌编剧，这样才华横溢，怎不叫人打心底佩服。
静之是个散淡之人，虽然红到发紫，也仍品性不改，但是作为编剧，毕竟离影视娱乐圈太近，各类社会活动难免多了起来，渐渐地，越来越少在文联大楼碰到他了。极偶尔撞见一回，他还那个样子，宽宽大大的休闲装，云南民族风情的帆布手织包，一出大门，会站在门口茫然四顾。
　　　　
八
文联大楼里，不仅有很多师兄弟姐妹，还有不少夫妻档。比如前文提到的张胜友与懿翎。他们俩结婚，是作家出版社一桩大事，但是主人很低调，并未大排筵宴，只是分期分批请同事去家里小坐。这形式也很别致，不那么吵闹，还无意间把婚庆期延长很久。
潘凯雄大学毕业后到文艺报社工作，后来报社调进一个财务人员曾莉，俩人在众多同事眼皮子底下相恋相爱，最终喜结良缘。
还比如郑伯农和李燕萍。老郑原来在中国文联，1989年后调到作协，党组成员兼文艺报社总编辑。按照不成文的规定，夫妻俩尽量不要在同一单位以避嫌，所以老郑执掌《文艺报》后不久，他的妻子李燕萍就被作协内部调整到作家出版社工作。李燕萍从七十年代末《文艺报》复刊时就在报社工作，是元老之一。还记得当初我父母刚从江苏下放回京，人到了，托运的家具等物件却没到，一家人只好打地铺睡觉。那会儿铁路效率低，行李遥遥无期，父亲决定先去他下放前的原工作单位文艺报社借床安家。那天我随着去的，就是李燕萍带我们去仓库领的东西。
李燕萍刚到出版社的时候很不习惯，留恋老单位，一到中午就往六层跑。我也喜欢去六层，所以我们两个四层的人经常在六层相遇，欢度午休时间。也就是那段时间，李燕萍非常怀旧，经常手在脖子那里比划一下对我说，我初见你，你也就这么高吧。
现在郑伯农已退休，李燕萍升任中国作协干部部负责人，都已离开文联大楼。
《人民文学》的美编小杨，和《文艺报》的张瑶也是一对。1989年后，张瑶出国，小杨留守文联大楼，不时从五层到六层帮张瑶取取信件。再后来，小杨不太来了，一是因为信越来越少，更主要的原因，是他们离婚了。
还有前文提到过的文艺报的阎荷，她和同在文联大楼舞蹈家协会的路刚也是一对恩爱夫妻。路刚脾气特别好，阎荷和我们打牌打到激烈处不肯去食堂，路刚就颠颠儿地去买了午饭送来。
文联大楼里，还有一档复杂的夫妻关系，《文艺报》的王山，原来和作家出版社的王露是夫妻，后来离婚。时隔数年王山再婚，妻子是他在文艺报社的同事刘颋。
说起人物关系，文联大楼里还有不少子弟——父辈就是作协和文联的老人。还有一些原来给文艺界老同志做秘书的人，因为与那些老同志多年朝夕相处，形同家人，也算一种子弟吧。老同志去世后，他们也都分配到文联大楼工作。可以说，文联大楼里不少同事之间，算起来都是世交了。
不完全列举如下：评论家李健吾的女儿李唯永、评论家阎刚的女儿阎荷、作家王蒙的公子王山，等等，他们几个在文艺报社；文联出版公司有老诗人朱子奇的女儿小朱、老作家草明的秘书李珊莉、老评论家唐因的女儿姚晓晴、工笔画巨匠潘挈兹的公子潘贺，等等；作家出版社有当年著名“右派”李又然的公子刘华沙、评论家刘锡诚的公子刘方、老作家丁玲的秘书王增如，理论家周巍峙、歌唱家王昆夫妇的外甥女王露，等等。
文联大楼里的这些子弟，大多家教极好，平日为人处事低调得体，不过也有例外。
有一次，《文艺报》牵头开个什么会，报社编辑记者一律上会充当工作人员。大会要开好几天，头一天报到时，有个已在湖南文坛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不请自来，要求参加本次会议。工作人员解释说，与会人员是事先定好的，他们作为会议“服务员”，无权放行，请她去找领导。这姑娘不愧是个湘妹子，出语泼辣冲人，历数自己已经发表的作品，提醒“服务员”注意她的身份。可惜“服务员”们没怎么听过那些作品，仍然劝她直接找领导。湘妹子一招不成，情急之下，抬出自己父亲的大名——她父亲也是湖南的一位老作家。大概是被湘妹子搅扰得有点急躁，“服务员”中某一位小爆脾气突发，厉声说道，你要这样说就没劲了啊，要抬父辈，我给你介绍介绍我旁边这几位的家世……
那位湘妹子终究没能参加那次会议，也许受此事刺激，自此写作愈加勤奋刻苦，没过几年，写出很多优秀中短篇小说，声名鹊起。
　　　　
九
聊完老人和年轻人，再来说说文联大楼里的最中坚力量，他们仿佛是这个楼的脊梁，也是整个社会的脊梁，他们不像老人们那样挥洒自如，也不像年轻人那样少有顾及，他们是忍辱负重、最为艰难的一代，身上承载着过多的重担，至今还活跃在社会改革的大舞台。
我在作家出版社的两任领导——秦文玉和张胜友，是两条典型的脊梁。
秦文玉是我江苏老乡，八十年代初从北大作家班毕业，加入了援藏队伍，做过西藏作协负责人。1989年调到中国作协，先做机关党委副书记，后调作家出版社做常务副总。
老秦刚到出版社时，我常为他做出的一些事替他觉得累。有一天，作协的负责人，也是出版社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玛拉沁夫来视察工作。玛社长不常来，在文联大楼里没有专门的办公室，就用秦文玉的办公桌处理杂事。我不知道他在，正赶上有份合同要找秦文玉签，直接到他办公室门口。象征性地敲了下门，拧门把就要进。说时迟那时快，突觉身后一股罡风袭来，随即衣领子被人死死揪住。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这办公室的主人秦文玉。他食指竖在唇边，示意我不要出声，然后压低声说：玛社长在。说完，他毕恭毕敬地跨步到我前头，轻轻地、轻轻地再次敲响房门。我当时气得扭身便走，合同也不签了，恨不得骂他。
后来相处时间长了，见到的事情多了，关键是自己也成长了，渐渐理解了老秦的难处。他从外地调来不久，在作协没有根基，虽然主持日常工作，可毕竟是副总级别，上有责难下有埋怨，夹板气少不了要受着。加之他又性格内向，心里有苦就强憋着，久而久之，就成了那样一个人，很像巴金的《家》中那个大少爷觉新，委曲求全，郁郁不乐。他们那一代人，有多少“大少爷”啊。
1994年，秦文玉去福建找作者谈书稿。某天回福州路上，遭遇车祸。当时福建作协的负责人、秦文玉在北大作家班的挚友袁和平也在车上。当时撞得不是非常厉害，袁和平坐在秦的旁边，皮肉受伤而已。他见自己无事，赶紧问秦文玉：怎么样？秦回答：好像不太好。
袁和平后来回忆，他一听这话，就知道出大事了。袁说因为他对秦文玉太了解了，但凡能挺得住，他连哼都不会哼一声，而且必定会先照顾别人。“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自律的人，自己有苦绝对不说出来的。”袁和平说到这里，作为佐证，还说起他们在作家班读书的时候，一帮同学在秦文玉的宿舍扎堆儿，纵论天下，挥斥方遒，突然床头闹钟声音大振，老秦立即起身，黑着脸把大家轰出宿舍。因为这闹铃声意味着，他给自己定的每天半小时英文阅读的时间到了。
后来得知，老秦赶上了最小概率的事情——撞车的刹那，他的头部正撞在汽车前排安全带的金属扣上，导致颅内大面积出血。经回福州全力抢救，成了植物人。维持一个月后，心跳停止。那一年，老秦四十六岁。
老秦和妻子多年分居，历经磨难，好不容易在北京安了个名实相符的家，生了孩子，过上稳定生活，前途无量，就这样突然撒手人寰。那年他的儿子才三岁。
秦文玉的墓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每年清明，我去给和他同年离开人世的父亲扫墓时，都会专门去看看他，心里为当年差点骂出口的那句话，有悔意。
与秦文玉相反，张胜友是他们这代人中另一类型的代表，泼辣果敢，雷厉风行，为中国改革大业披荆斩棘。
我曾多次跟人说，在我短短十几年上班生涯中，张胜友是我最钦佩的领导；短短十几年出版业从业经历中，张胜友是我最佩服的同行。不过我与他相识伊始，即大吵一架，惹得当时文联大楼议论纷纷。
事情是这样的，1995年夏末，我和邵燕祥、刘心武等人在汕头开特区文学研讨会。会议期间接到北京电话，说张胜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。老张是个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，邵、刘二位长辈和他素有交往，听这消息都替我高兴——他俩一向把我当侄辈看待，对我知根知底，知道我直脾气，又年轻气盛，而在他们眼中，张胜友也是直率之人，又有胸怀，所以他们一致认定，这回我有了个可能照顾我的好领导。
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迅速赶回社里。一回来正赶上张胜友开全社大会，公布他的改革方案。我仔细听完，当他问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，一通大方厥词，大意是这改革方案虽好，但步子完全可以更大一点，可试行编印发一条龙政策。张胜友粗暴地否决了我的建议，我心有不服，开始争执起来。老张态度非常强硬，在我嗓门越来越大的同时，也在不自觉间说话越来越粗暴，吵得不亦乐乎。最后他索性置我于不顾，宣布散会。
我像一炉热炭陡然被浇一盆凉水，心一下透心凉。接下来的几个月中，我心里顶着气，在社里见着老张从来不理。他好像也无所谓，听之任之也不理我。不过，我在慢慢地观察这位新领导，眼见他新官上任三板斧劈得痛快淋漓，效果奇佳，迅速把出版社带入正轨，心头气渐渐消散，转而生出一丝钦佩之情。想来老张也在暗暗观察我这个刺儿头，观察的结果大概也还算满意。
那年底，有人暗地里搞小动作，出版社几次严重危机，老张奋力拼杀，殚精竭虑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睡觉都要睁只眼”，一次次化险为夷。年底总结大会上，从不理我的老张突然将我一顿暴夸，还号召全社同志向我学习，有问题，吵也好骂也好，全拿桌面上来，别在背地玩阴的。我听了非常意外，但也从此认识了他磊落的胸怀。
不打不相识，我俩从此关系有了质的飞跃。那几年，因为有这样互相信赖的基础，我在工作上心甘情愿地非常卖力，成绩不错；老张对我也格外重用，一级级飞快提拔，直至最后成了他的助手。
老张表面上非常严厉，他在出版社的威信，和当年的老从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是共事时间长了，发现他身上又有非常天真、童趣的一面。比如他有时会做些特别儿童心理的事，过后不但不以为忤，还会津津乐道，满面得意神情。他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段子，说他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时，身处异乡难免时有孤闷。一天去北京晚报社找同班同学李辉玩，门卫以貌取人，见他土包子似的死活拦着不让进。老张的小爆脾气突然发作，从兜里掏出光明日报社的工作证，摔在门卫老头面前的桌上，说我是《光明日报》的，《光明日报》是党报，比《北京晚报》大！我当时听了，跟老张开玩笑，我说你这还真像我小时候玩烟盒儿，中华比牡丹大。
在老张的带领下，作家出版社从一家徒有虚名、效益低下的老出版社，迅速崛起为全国出版业的明星社，老张自己也升了官，进了中国作协领导班子，忙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筹备、组建工作。
说起升官，很多人私下议论张胜友是个官迷。他自己对此倒毫不掩饰，和我闲聊的时候完全承认，他说：官大一级，驰骋的天地就更大些，就能为改革多做点事，为什么不能迷一下呢？这种看似官场的套话，老张说起来并非义正辞严，而是略带狡黠，但同时又有木讷一笑。
那样的笑容是老张特有的，在我看来里边内容非常丰富，有他的经历，有他的抱负，有他的性格特点……每次看到他那样笑，我都觉得这个人特别生动。
　　　　
十
文联大楼不同楼层之间串门的极少，像我和李燕萍那样常往别层串，也是阶段性的事。但是作协、文联同一系统，整幢大楼里人与人之间都熟，如果有相聚的场合，还是会非常活跃。承载这样相聚重任的场合是有的。大楼旁边就有三个，一是食堂，二是礼堂，三是院门口的四川菜馆。
礼堂本是文联大楼的附属建筑，设计功用是大楼自己开大会，或者放电影之类。起先也确实用得其所，不过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，文联因为穷，变着法儿地琢磨自己这点家产。终于有一天，心思动到了这礼堂，长期租出去了。租它的经营者，将这里改造成一个极尽奢华能事的迪厅。装修时，还在屋顶竖了一个西洋风格的雕塑，一个金发小天使翅膀张着，吹着小号十分HAPPY的样子。这个雕像曾经让出版社的两位美编非常不悦，因为从他们办公窗户望出去，正好对着天使屁股。虽然是屁股，毕竟是天使的屁股啊，本来倒也无大所谓，可惜雕塑水平实在差强人意，那两瓣屁股也忒难看了点儿，瓣与瓣之间都不匀。
这家迪厅曾经在北京非常有名，生意奇好。下班要是晚点儿，一出楼门就会看到一堆一堆的俊男靓女涌进。大楼里有个司机，二十出头，来自农村，那阵儿下班老不回家，就坐车里耗着。有一天我加班至深夜，出了楼门，发现这位仁兄坐在车上，直目瞪眼地看着迪厅大门。我敲敲车窗问：嘛哪？他特别陶醉忘我地感叹道：全是美女啊！
后来也是这小伙子告诉我，赵宝刚的电视剧《永不瞑目》中很多场景是在这里拍的，比如陆毅饰演的那个角色第一次抽上海洛因之类的情节。还说他在楼下看着过好几次袁立和苏瑾的倩影，“真好看！”
所说的食堂不归文联所有，是人家通广大厦的。文联大楼中午不回家而又需要下食堂的人，绝大部分都是借人家的食堂解决午饭问题。另有一小部分，分别去相隔不远的农业部食堂和院门口的四川菜馆。
四川菜馆那块地方本来是民房，后来作家出版社一个叫果瑞卿的老同志，租过来开了家小饭铺，主卖馅饼，兼营水饺凉菜。一时间，文联大楼里一到中午就充斥着饼饼的味道。后来那地方又被四川月季皇后饮食集团盘下，扩盖出这家四川菜馆。
光靠吃文联大楼，这饭馆的生意就不用愁。你想想，那么多编辑部，每天多少全国各地的作者要来请编辑吃饭啊，还不算大楼里自己人每天互相之间敲诈来敲诈去的。
留意一下不同单位的人去饭馆的频率，是件有趣的事。相对来说，两家出版社的人光顾此店，多属自己人拉帮结伙；《文艺报》、《人民文学》来的人数与频率都比较均匀，一副细水长流有节制的大户人家模样；来得最勤、来了动静最大的，是《诗刊》的编辑们，难怪啊，热衷于请编辑吃饭的文学青年当中，肯定诗人最多。诗人们又都豪情万丈，吵闹一些也属正常。回忆一下，现在诗坛的很多大家，比如芒克、欧阳江河、西川，等等，当年都曾在四川菜馆经常出没。
我自己在那菜馆印象最深的一次酒局，与作家陈染有关。陈染曾在国外隐身一段时间，回国后到作家出版社工作。一天，陈染因为与版权有关的一件什么事，宴请诗人阿曲强巴、张驰等人，就在四川菜馆，我也在座，酒越喝越多，从十一半点喝到下午三点多，店里除我们几人外，早已客人散尽。张弛提议去旁边的兆龙饭店接着喝。阳光炫目的大下午，我们在兆龙的大堂，豪气万丈地接着喝掉三瓶五粮液。陈染喝得目光迷离，路已经走不直了。我比她稍好些，又认识她家所在，就主动承担送她回家的重任。
到了她家门口，正是晚上下班时间，楼里邻居见这俩年轻人一身酒气，走道直打晃，纷纷退避三舍。突然有了个例外，一个老太太气哼哼迎面走到我们跟前，厉声问道：你谁啊？陈染当时已经醉得眼睛都懒得睁，所以这话明显冲我来的。我也正晕得难受，所以特别不客气回问老太太：你管我谁呢！你谁啊？！老太太一指陈染：我是她妈！
好像从那以后，陈染很少喝酒了。
到底是文联大楼下的餐馆，店招牌都是老诗人艾青题写的。有一次恰巧艾青的公子艾丹来，找唐晓渡谈他的小说《下个世纪见》，中午大家一起去吃饭。结帐时我们把艾丹抬出来，强烈要求打折。服务员委婉地谢绝，其实眉宇间透露出来的神情，分明是没相信眼前这位黑汉子，和那么大一诗人之间有什么血缘关系。
　　　　
十一
天下大势，分分合合，聚散不定；再迷人的盛宴，也终有一天谢场落幕，灯黑走人。我在文联大楼喜怒哀乐，各种角色循环上演一番，终于在2003年与它告别，一去不回。
还记得父亲临终那年，并无任何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时，突然鬼使神差地频繁与多年不见的老友相聚，外地的来了，外国的来了；四十年不见的同学来了，五十年不见的初恋女友来了……都是临时的机缘，并非事先约定。后来回想起来，原来他那是在一一告别。我离开文联大楼，过后回想也有征兆——在文联大楼十几年，只在六层以下活动。那年终于有一天，去各楼层转了一圈。
那是2003年春末夏初，正值“非典”期间，一天楼下突然来了几辆救护车，很多戴口罩的专业人士鱼贯而下，全副武装，手持消毒器具，眨眼间把整个大楼围了。原来是十二层还是十三层发现一例“疑似”。我们几个出版社的小伙子当时非常好奇，居然未及思考，就顺电梯上去了一趟，看热闹。
出事的楼层已被封锁，同去的别人失望地各回办公室叽叽喳喳去了，我一时兴趣，顺楼梯逐层下行，每到一层，都在那层的楼道转悠一圈儿。但是，那会儿心里并无任何准备离去的打算，当时的心理活动，只是在检讨自己——已经三十五岁的人，还是性格毛躁，做事鲁莽，万一真中了招，原因只是看热闹，可真够懊糟的。
我在文联大楼十几年一切顺利，名利双收，官运亨通，人渐渐飘飘然。突然来了“非典”，班不能上，街不能逛，倒有了思考人生的机缘。总结过去，发现自己天天被各类杂事裹挟着，随波逐流而不自知。关键是，那颗心已被各种烂纸烂泥糊得密不透风，能见光线越来越弱，懒惰地栖息于无数思维串习围拥着的温床，越来越丧失自省的能力。不仅如此，还被那些恶心娇惯着，自鸣得意自大狂傲，日升日落，无时无刻不堕于逐乐避苦的轮回之中……总之总结得一身冷汗出了落，落了又出。那么展望未来吧，再也不能这样活。
花了几天时间，艰难地写了一封辞职信，辞去公职辞去一切，我走了。那天是9月1日，是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，我还真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，从头开始活起。
如同小孩子学走路，不跌不撞哪里学得会。经过三四年的跌跌撞撞，折腾与动荡，一颗心历经无数次烂泥烂纸揭去时撕裂的巨痛，走到今天，终于有尘埃落定、迈上正确人生康庄大道的感觉。所以也才会有这份心思，坐在这里絮絮叨叨，回忆文联大楼的一幕一幕，窗外朗日，内心静好。
2007年3月2日，西坝河畔
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
此文写完的第二天，在MSN上碰到过去文联大楼的同事，问我留在办公室的一些打印书稿、废旧杂志还有用否，说如果没用，就当废纸卖了，说他们要暂时搬家了，整个楼各单位都要暂时搬走，因为，大楼要整体翻修了。
我当然马上拜托他把那些书稿、杂志处理掉。下了网，去厨房给自己做些吃的。第一口食物一下肚，心头突然不易觉察地跳动了一下，想起那些字纸，应该是我在这座楼里生活过的最后一些证据了吧。
翻修后的农展馆南里10号，会什么样子呢？肯定陌生些了，估计再经过，我该不会再下意识地往里走了。
2007年3月6日附记